历史对他的定位，一般冠以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发明家、文学家的称号。
说他是政治家，是他担任蜀汉丞相，治国很有一套；说他是军事家，是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很早就替刘备规划了三分天下的战略目标；说他是外交家，是他在联吴抗曹活动中表现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活动，有张仪之辩、苏秦之才；说他是发明家，是他发明了连弩、木牛流马等等出人意表的科技作品；说他是文学家，主要是有前后《出师表》流传后世。
《前出师表》写于建兴六年（228年），这一年，由于诸葛亮之前励精图治，已使蜀汉境内呈现了兴旺景象，且又平定了南方叛乱，为了收复中原、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决定北上伐魏，夺取凉州。
临行之前，诸葛亮陈书后主，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当时形势，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但诸葛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铤而走险、百折不回，慨然表达出“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北伐精神。
所谓文以言志，诸葛亮不畏艰险、以身许国的精神使此文充斥了独特而巨大的感染力，从而流传千年而不朽。
不过，这次北伐行动虎头蛇尾，以失街亭告终，史称第一次北伐。
回到成都，诸葛亮引咎责躬，厉兵讲武。
同年冬，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空虚。
诸葛亮觑准时机，再上《后出师表》，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
与《前出师表》相比，《后出师表》的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上，行文滔滔不绝，极有气势。以清人余诚的话来说，是“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
最难得的是，行文至最后，又起波澜，以一句“夫难平者，事也”勾起读者深思，再列举了赤壁之战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要求蜀国上下要有失败亡国的准备，同时也要有统一全国的信心，在“凡事如是，难可逆料”的情况下，表达出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思想，同样极具说服力和震撼效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评价《后出师表》，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南宋诗人陆游也赋诗评价此表文，云：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舟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前后《出师表》都被收录入《古文观止》，成为了诸葛亮的传世名篇。
不过，陈寿的《三国志》中只收有《前出师表》，并没有录入《后出师表》。
《后出师表》是南朝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附加进去的。
裴松之特别补充说明，此表引自《汉晋春秋》，为“《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裴松之的说法是，《后出师表》并不见于《诸葛亮集》，乃是录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而《汉晋春秋》又录自与诸葛亮同时代的张俨所著《默记》。
裴松之的补充说明让人浮想联蹁，有人因此怀疑《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之手。
清人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中就大胆质疑，认为《后表》属后人伪撰。
钱大昭说，习凿齿将之收入《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三国志》不载此文“极有卓见”。
的确，陈寿作为蜀国人，他所收集诸葛亮的事迹和文章应该是很齐备的，《三国志》没有录入《后出师表》，这就很说明一些问题了。
另外，前后《出师表》的文风迥然不同。
清代学者黄式之就说：“《前表》悲壮，《后表》衰飒；《前表》意周而辞简，《后表》意窘而辞繁。”
《前出师表》作于“先主崩殂，益州疲弊，正值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情怀，决意要“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可谓壮怀激烈、意气风发；而《后出师表》言辞消沉、沮丧，所强调的“凡事如是，难可逆料”的观点，显得对北伐缺乏信心，对前途悲观渺茫。
当然，最明显的硬伤还不是这个。
《后出师表》提到了很多史书不载的事件，比如曹操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等等，又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坐使孙策据有江东，这些都是史书上没影儿的事。还有，《汉晋春秋》有提示，说《后出师表》是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所上，即第二次北伐之前。而以文中的内容看，诸葛亮所作天下大势的论述，是极符合当时的背景的。因为，在第四、五次北伐之前，蜀吴已经恢复联盟关系，而《后出师表》只字未提，可见此表就是写于第二次北伐之前。
但第二次北伐之前的建兴六年十一月，以《三国志•赵云传》所记赵云“建兴七年卒”来看，老将赵子龙应该还健在。《后出师表》却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命、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
赵子龙是蜀汉极有名望的大将，也很得诸葛亮所倚重，诸葛亮没理由在赵子龙尚在人世的时候就诅咒他已经死了。
而且，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人，均不见史书记载，可见《后出师表》为后人伪造，伪造者对三国历史不熟悉，在胡编乱造，以混淆视听。
综上所述，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后出师表》是一篇伪作。
但是，近来有很多史学家对《后出师表》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后认定，《后出师表》同样属诸葛亮作品。
这些史学家提出，陈寿的《三国志》未收录此文并不能就此说明此文属于后人伪造。
要知道，陈寿所写的蜀汉史料，主要依靠司马氏从成都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而这些档案在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经散佚严重，《后出师表》很可能就在散佚之列。
而且，诚如前文提到的，《后出师表》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事机密，又不似《前出师表》那样对北伐前景充满信心，而是以沉重的心态陈述“凡事如是，难可逆料”的渺茫前景，实不利于鼓舞军民士气，所以没有公开宣示，后又亡佚于成都之乱，陈寿没有看到，当然无法收入《三国志》了。
裴松之为《三国志》补注，很大一方面原因就是因为《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脱漏”。
人们依据裴松之所说“《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而对《后出师表》的真伪产生怀疑，但裴松之之所以要补录《后出师表》，恰恰是因为他本人相信《后出师表》属诸葛亮真作。
人们认为前、后《出师表》气势大异，进而怀疑两表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样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君不见鲁迅评论陶渊明的诗时所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风格不也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截然不同吗？难道我们可以据此怀疑它们不是同出陶渊明之手？
至于曹操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等事；以及赵子龙死于建兴六年；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人史不见载事，均可能是陈寿作《三国志》缺失和失误所致。
以赵子龙死亡时间论，建兴六年（228年）春正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赵子龙、邓芝作疑军而据“箕谷”要隘，被曹真击败后，夏天退回褒斜谷，秋天在褒斜谷内的赤崖屯田，其后的活动一概不见史载。以此推测，年近七旬的老将军赵子龙应该就是死于建兴六年的冬天诸葛亮上《后出师表》前。陈寿记赵子龙“建兴七年卒”，是因为赵子龙的灵柩是建兴七年春才运回到今四川省大邑县其家乡安葬的。
所以说，《后出师表》不但确为诸葛亮真作，还足以反过来纠正了陈寿所记赵子龙的卒年的史学错误。
想想看，将《后出师表》收进《默记》的张俨是与诸葛亮的同时代人，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非常熟悉，如若《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又岂会轻信？
而且，《后出师表》中所表达出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思想，根本就是诸葛亮的鲜明写照，作伪者如果真有这样的文笔和情怀，就不应该是一个藉藉无名之辈；而若不是藉藉无名之辈，则身为与诸葛亮同时代之人，又何屑于做这种托名伪造之事？再者，当时尚无稿费之说，这么做，只是成他人美名而于己无益，又哪里值得如此这般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去作一篇伪文？作这篇伪文的动机又是什么？
人们根据曹操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等事，以及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人不见载于《三国志》而质疑《后出师表》为伪作，这是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思想，以一切三国事必须《三国志》所记为真，殊不知《三国志》也有错漏缺失。
设身置地想一下，如果《后出师表》属伪作，则作伪之人肯定要处处显示其真、不敢稍露作伪痕迹，必不敢虚构出子虚乌有的曹操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等事以及子虚乌有的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人以自示其伪。所以说，曹操之事、阳群之人不见于载，实属《三国志》记载的缺漏，为史界之憾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