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一百零八位好汉，人数最多的是游民，近五十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
《水浒传》述说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因此，只要我们对《水浒传》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作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是写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的。《水浒传》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名单。这些人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近五十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
什么是游民呢？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处的人们都可称之为游民。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毛泽东在他早年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谈到“游民无产阶级”时，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种：兵、匪、盗、丐、娼妓。“他们的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1]
《水浒》中的游民以“盗”为多，而且还往往是占山为王的大盗。《水浒传》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说是“盗”，当然不能这样算。这里只以梁山好汉上山以前赖以谋生的手段进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马和初次聚义就选择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许多头领还是其他小山头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对影山的吕方、郭盛；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这是有组织的游民。还有个体的抢劫者，如活跃在道路上、江河之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夫妻黑店的张青、孙二娘等。其他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时迁。这些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劫为业的人们，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非法之徒，为绝大多数人所否定。
游民并不是完全从事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祸害民众行为的。但由于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脱离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四处“躲灾避难”的武松；“自幼漂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的病大虫薛永；“权在江边卖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的焦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个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这些都是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就是：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讲义气，专好结识好汉等等。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够与主流社会对抗，杀人放火，攻击官府，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有的直接投奔绿林，不以当“盗贼”为讳；有的寻找一切机会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为此触犯国法。
（2）游民知识分子
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科举考试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强了这种迫切性，而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发明，使得书籍易得，又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有些人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成，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游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成为江湖艺人，可能成为各种各样的江湖骗子，可能成为豪门贵府的帮闲，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宗教代表公孙胜都是这类人士。无论什么朝代，游民骚乱、农民抗争没有这类人士的参加，民众的造反活动闹不大，有了这些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提出斗争策略、会神道设教，从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因此，要使造反队伍壮大，必须有此类人物参与决策。例如为北宋真宗时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谋划策的“宰相”张锴，就是“粗习阴阳，以荧惑同恶”的道士之流[2]（卷278，P9461）。南宋初杨幺起义最初领袖钟相也是巫师、道士一流。史书上说他“以左道惑众”[3]（卷107，P2821）。梁山上的吴用、公孙胜是宋江等武装抗争活动的重要决策人，他们也属于游民知识分子。
（3）社会边缘人物
梁山好汉中还有大量的社会边缘人物，包括武将、吏胥和自甘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
古代社会边缘人物的处境是由于经济地位、统治阶级政策和人们自我选择的结果。贫困把其中的一部分农民推向社会边缘；武将按说是“官”，是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的“重文轻武”政策，以及宋代兵制的特点，把武官排挤到了边缘地位，特别是下层武官，尤为如此，再加上军人多来自游民、流民，当兵要被黥面，与罪犯流放一样待遇，对军人不尊重，也使军人失去自尊，常常闹事，使得宋代军队实际上成为“一种特殊的游民群体”[4]（P139-143）。武官的边缘化，如再遇迫害，极易逼上梁山，林冲就是一例。
吏胥的数目在梁山将领中占第三位，但却占了主导地位，宋江、铁面孔目裴宣就是吏，雷横、朱仝、戴宗、李云、蔡庆、蔡福等就是“胥”。所谓“处官府职簿书”者为“吏”，“任奔走供役使”为“胥”。现在常常是官吏并提。实际上宋代和宋代以后，“官”“吏”是社会地位悬殊，学问教养、思想意识都有很大差别的两类人。吏在统治集团的内部是处在边缘地位的。主流社会对吏是有几分歧视的，他们自视也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胥”就是“差役”，本是由当地服役人轮流承担的，但衙门里的差役是“好人不能干，能干没好人”的差事。因为正经农民怕耽误农活，老实巴交的宗法人也不会欺压百姓，所以他们往往出钱免役，雇当地的痞子、地头蛇、游手好闲之徒来干。这样，差役多能世代相传，积累了捞钱和整治老百姓的经验，为地方官所依仗。民间语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他要在当地干事，无论干好事还是坏事，非得要依仗这铁打的衙门中的差役不可。
廖仲安先生在《再评宋江》中说：“吏胥与‘盗贼’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5]他们之间的人们越是大胆，越是敢于冒险、敢于与造反者勾结的人，越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吏胥在对待主流社会的态度上与游民没有多大区别。
《水浒传》中梁山的其他领袖如晁盖，大财主卢俊义，庄园主李应、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贵族后裔柴进等人，其身份是属于主流社会，而且他们大多还有超出平常人的能力，在社会上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自甘于处在社会边缘，这是他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他们有些共同特点，如：一，喜好舞枪弄棒。宋朝总的政策是重文轻武，所以好武之风，就沉沦社会下层了。武艺作为一种技术也要在社会底层寻找自己的空间，它在江湖绿林得到广泛的传播。因此，好武本身就有或是私通绿林、或是本人有图谋不轨的嫌疑。二，不娶妻室。宗法社会以家庭宗族为本，不成家就被视为异类。三，好交结朋友，仗义疏财。这会被官府视为交结匪类。这些社会边缘人，只要有机缘，也有可能投入江湖绿林。
《水浒传》也有勉强可以算作农民的，如打鱼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打猎的解珍、解宝。这还是从大农业角度来看待的，事实上他们不是典型的束缚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三阮”之中，除了小二外，小五、小七都没有家室，他们平常除了打鱼外，“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这个“私商”恐怕就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抢劫。他们都比较穷困，但仍喝酒吃肉赌钱。阮小五把母亲的头钗都拿去当了作赌资。当他们猜到吴用的到来是要拉他们做没本钱的买卖时，马上兴奋起来：“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有心要带挈我们，一定是烦老兄来。若还端的有这事，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小五、小七还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与识货的。”因为他们向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的生活。这种“农民”肯定不是社会认可的“良民”；不仅过去，今天的社会也不会认同。因此，三阮虽可归属在农民之列，但他们也是处于边缘状态的农民，是犯罪或造反人员的后备军，只要条件适合，就会走上武装抗争的道路。从上面对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类别分析中可以看出，《水浒传》所讲述的是这类人奋斗的故事。
转自 语文学习 2022-06-16 12:24
［2］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毕沅. 续资治通鉴[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4］王学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5］廖仲安. 再评宋江[J]. 文学遗产,1985,（2）: 103-111.
来源|凤凰网读书，原文载《文史哲》2004年第04期，原题《〈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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