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心理危机不容忽视，人类正在经历一段与此前任何自然灾害都不同的生命体验，隔离和控制社交距离成为生活常态，长期的孤立、持续的孤独感以及未知生活的难以预测，对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不断上升。
今年3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简报，在COVID-19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士陆林曾长期跟踪调查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公众心理健康问题，一项覆盖30余个省级行政区涉及5万余人的调研结果显示，普通人群中抑郁、焦虑、失眠以及急性应激反应的发生率为30%，而在新冠肺炎患者中，精神心理症状的发生率高达70%。
自2020年起，专业机构、媒体、学者就在持续关注伴随疫情而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入新冠疫情的第三年，当我们意识到可能需要更长期的应对新冠病毒所带来的挑战之时，重视心理健康、进行危机干预，重塑生活信心在此刻变得更为重要。
抵御情绪下沉
自6月1日起，上海正在逐渐复苏，姚玉红在校园封闭生活了42天，她是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在近日一场聚焦疫情下的心理健康的论坛上，她分享了自己在校园封控时的心理感受。
“一开始都会有侥幸心理，觉得肯定不会封。当学校开始采取措施，会有一点点惊讶和慌张，只能调整自己，决定在办公室睡，请人送来被子，到了后面，办公室的同事还能开玩笑，是不是出去之后先生都要另娶太太了。”
在过去的42天里，姚玉红坦承，自己每一天的心理感受是往下沉的。防控隔离状态下，人和人的连接变得困难，焦虑、愤怒、抑郁随之而来。在这样的时刻，寻求他人的帮助和支持是重要的，即使作为专业的心理学者深谙控制排解情绪的办法，她也要主动寻求来自外界的帮助，“与导师、朋友聊一聊，心情就会好一点。”
为了抵御情绪下沉，她努力为自己找点事做，“从中获取一些获得感，心情平静一点。”在学校隔离的日子里，她负责处理来自学生的心理咨询，“是情绪的受害者，也是一个助人者，我一直不断跟学生说要有希望，它是会结束的。”
隔离状态下心理状况变得脆弱，活动范围收窄到小区或者家中，家庭生活发生摩擦和矛盾的概率增多，这不仅见诸于家庭中伴侣和亲子关系的恶化，也反映在居民和最常接触的居委会产生正面冲突。
上周六，徐凯文所居住的北京大学教师家属院在管控一个月后迎来解封，原本当晚24点发布消息，但居委会没来得及延迟至凌晨1点五十分，他记得，消息传出大家都很高兴，“但也有业主第一反应是质疑，为什么拖了一个小时五十分才发出来？”
也许换在平时，居民会对这样的小事给予更多的理解，然而如今的社区群里充满了火药味，“人的心理状态变得极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一旦有一个导火索，长期积累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就要爆发了。”徐凯文说。
作为曾在北大任教的专业心理学者，他将负面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归于公众此时密集摄入的大量负面信息，为了应对个体的愤怒和焦虑，他建议，要适当回避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机，拿起书本。”他最近正在读一本讲述中国建国以来如何应对各种危机的书，这给了他必要的心理支持，“书本里有长期历史的智慧，人类和国家经历过很多困难，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长期主义，越要看到我们的希望。”
普遍的愤怒和怀疑
几乎所有在场的学者都承认，在疫情的影响下，不少人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愤怒和怀疑情绪。姚玉红认为这是一种疫情下的应激反应，她将这种社会全体式的反应类比为心理学中的概念“习得性无助”：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用狗作了一项实验，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铃声一响，就对它进行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铃声一响，还没进行电击，狗就伏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即使把笼门打开，狗也不会逃走了。人类此刻就仿佛那条狗，疫情的反复则类似于电击，一切都产生了不可控感。
“我们常呼吁，要有高度的反思和怀疑精神，但是现在来看，这似乎演变成了怀疑一切。我们太受挫了，急需找到一个归因对象，找到一个始作俑者，我们不断挑各种各样的毛病，好像找出原因就会变得好一些，变得可控一些，但这种做法把人割裂成过错方和受害方，人和人变得更加分裂，尽管社区互助的故事也很温暖，但从更大范围来看，社会信任受到了挑战。”姚玉红说。
在这种时刻，给予彼此更多的理解，或许是重要的化解习得性无助的方法。“在这场疫情中，大白也好，居委会也好，一线医护也好，在很大程度上比普通居民受到更多的压力和创伤，他们也有他们的情绪，处理事务时也可能有问题，但是在此时，我们更需要彼此支持，齐心协力走出来。”徐凯文说。
新华社照片，北京，2018年12月1日 大爱无声 11月26日，曾文萍（左）在学校的食堂安慰一名心情低落的学生。 今年43岁的曾文萍是江西省南昌市启音学校的一名特教老师，1997年大学毕业后，她来到这所学校，陪伴在聋哑孩子们身边。从文化课到体育课，从下棋聊天到梳妆打扮……21年来，曾文萍早已成为孩子们心中无话不谈的“文子姐姐”。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他也提醒，要从习得性无助中走出来，必须正视疫情的长期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把期望值调低，放弃并不现实的期待，接受抑郁和焦虑，焦虑的特质是越想控制就越失控，无论如何要继续保持我们的希望和信心，就像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社会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一个数据显示，人类抱团取暖，彼此支撑，传递温暖以走出习得性无助的共同需求正在不断攀升。李香枝所在的抑郁互助机构——“渡过”长期组织心理辅导和团体活动，自疫情开始之后，线下活动转向线上，互助活动明显增多。“现在每四个月，线上社群就能有一万人，过去几个月，上海的同城活动增幅很大。”
在这样的线上社团里，既有从抑郁中走出来深谙如何治疗抑郁的人所构成的专业治疗小组，还有大量的兴趣小组，涵盖摄影、宠物、动漫、美食，阅读，“大家自发互相支持，互相倾诉，分享同伴的经验，获得情感支持，根据我们的调查，70%的参与者认为这是有效的。”李香枝说。
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和远低于预期的求助意愿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关注心理健康是重要的，但中国当下的一个现实是，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所投入的公共资源仍然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鲜少正视情绪和心理问题并主动寻求帮助。
2018年11月，为构建更为完备的社会心理支持体系，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中宣部等10部门曾联合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在32个省份涉及50个试点城市（含直辖市）加快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期为三年，但由于受疫情影响等因素，很多工作还未完成，试点因此延期。
徐凯文是国家卫健委专家督导组成员，负责这项试点工作的督导，在督导中他发现一个普遍问题，真正接受过系统的心理健康、社会工作或者医疗训练的人员极为缺乏，“不要说一线城市都资源不足，县一级很少，乡镇一级更几乎是空白。”
据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精神科医生约为4万余人，而早在2009年，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发布数据即表明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
“很多人在生病前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心理咨询仍然是奢侈品，缺医少药仍然是最大的问题。”李香枝说。
徐凯文建议，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将更多社区人员、医护人员纳入到社会支持体系之中，“把社区人员、干部、医生都号召起来，学习、运用、服务，来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可及的救助资源不足，中国人仍普遍对心理精神健康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现象依然严重。徐凯文透露了一个数据，在中国心理风险人群中，真正寻求过专业帮助的只有8%，得到过帮助的只有4.9%。
姚玉红从接触的校园案例来看，即使是接受过心理健康课程的大学生中依然有部分人群存在病耻感，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现象，不愿主动寻求帮助。
这些观念同样出现在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士身上，徐凯文曾在武汉爆发疫情后，持续对医护人员开展为期三年的免费心理援助项目，“两年多时间里，项目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寻求帮助的人很少，即使有资源有服务，他们也不来求助。”
破除对心理、精神疾病的污名化，鼓励人们主动寻求专业科学的帮助，在徐凯文看来，是比解决专业人员力量不足更为迫切的问题，“这需要不断通过科普和宣传去改善社会文化，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仅仅靠精神科医生看病是看不过来的，我们需要更宏观的视角和更多政策性的工作来帮助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人。”
李香枝也认为，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社会支持体系不足的短板将更加凸显，“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人会感受到不适，我们时常感受到焦虑、有压力，但也可能没有严重到需要就医或需要心理咨询，这个时候，对心理健康的倡导是非常重要的。”
她建议，政府部门应该支持更多互助组织的发展，建立支持网络，借助互助团体的力量，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对心理健康的挑战。
